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”出自宋代大儒朱熹晚年所总结出来的《朱子家训》。原句为：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人有恶，则掩之；人有善，则扬之。”意思是不要认为好事很小就不去做，不要认为坏事很小就去做。别人做了坏事，应该帮助他改过。别人做了好事，应该多加表扬。 其实，这句话最早可见于《三国志·蜀志传》，是蜀汉刘备去世前给其子刘禅遗诏中的话，原话是：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能服于人。”目的是劝勉自己的儿子要进德修业，有所作为，小善积多了就成为利天下的大善，而小恶积多了则“足以乱国家”。朱熹则调换了前后次序，教导后人要有正确对待他人错误和处事的态度。 修身律己是立身处世的根本，朱熹将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放到前面，强调积小善，成大德，养正气。重温朱子的故事，从中汲取更多的儒学精华。 朱熹小时候，在一个酷热夏日，母亲祝五娘煮了一碗莲子汤端给他。朱熹懂事地谦让，而祝五娘说，莲子虽然心苦，但如果去了心就甜了。朱熹恍然大悟，“莲子”即怜子。慈母怜子之心虽苦，但日后孩子学有所成，终将苦尽甘来。 母亲病逝后，朱熹将相依为命的母亲安葬在建阳崇泰里（今马伏）寒泉坞。这里风景清幽，为了给母亲守孝，朱熹在旁边建了几间草房，取名“寒泉精舍”，每月初一、十五祭奠。朱子在寒泉精舍写了好几本著作，其中《近思录》进一步阐述了应如何尽孝、如何守孝。朱子认为，孝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，而应该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。此外，《朱子语类》亦有言：“为人孝悌，则和逊温柔，必能齐家，则推之可以仁民。” 在福建尤溪等地流传着“半亩方塘二度桃”的故事。相传朱熹小时候，一天正对着桃花看得出神，父亲朱松便叫他写李白的《赠汪伦》。朱熹惦记着窗外的桃花，难免分心，错把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“桃”字写成了“挑”字。朱松发现后，严肃地说：“心正字正，心不正则字不正！”朱熹深感自责，父亲出门后，虽然电闪雷鸣，突降大雨，他还是把窗子关好，专心致志地写了一千个“桃”字，写完之后，雨过天晴，被雨水打过的桃花分外明艳动人。 家庭教育对朱熹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让他重孝向善、崇德明礼。朱熹自己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、家风家训。他认为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做学问的基础。朱熹送长子朱塾到婺州，拜好友吕祖谦为师，临别前，朱熹连夜写下《与长子受之》，给朱塾定下了“早晚受业请益，随众例不得怠慢”“不得自擅出入，与人往还”“不得饮酒，荒思废业”等规矩，从日常生活小事到具体待人接物无不悉数训诫。 朱熹的《劝学》诗也让人印象深刻：“少年易老学难成，一寸光阴不可轻。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这首诗是劝青年人要珍视光阴，努力向学；用来劝人，也是自警。 修身律己，把小事做好，也见于朱熹安守清贫，淡泊名利的一生中。 朱熹在武夷山讲学时，食用简单，伙食和学生一样，吃小米饭，没有什么菜，等茄子熟了，就用姜末和米醋拌茄子吃。《四朝闻见录》中记载：“待学子惟脱粟饭，至茄熟，则用姜醢浸三四枚共食。” 宋光宗绍熙三年，辛弃疾到福建做官，顺道看望老友朱熹，朱熹为他接风。酒端上来后，却没有菜下酒，朱熹便让人用盐水煮一碟黄豆，喝一杯酒，吃一粒黄豆。辛弃疾深知朱熹生性节俭，并不介意，二人仍然高谈阔论，尽兴而归。 朱熹《论语集注》中有一段话：“颜子之贫如此，而处之泰然，不以害其乐，故夫子再言‘贤哉回也’以深叹美之。”大意为颜子虽然如此贫穷，但他能泰然处之，不因为贫困而妨害了心里的大道之乐，孔子因此再三感叹赞美颜子。并且，朱子在这里还引用了程子的话来印证自己的注释，说明颜子心中本来就快乐，既不是因贫困而乐，也不是因富贵而乐，而是因大道而乐。 安贫乐道是儒家提倡的立身处世态度之一。朱熹认可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，但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。朱熹一生办了很多书院，却没有为自己置办任何产业，也没有为家人谋取任何私利。朱熹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引用先贤观点：“士之品大概有三：志于道德者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；志于功名者，富贵不足以累其心；志于富贵而已者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”读书人的境界分为三个层次，志于道德、志于功名和志于富贵，而朱熹把安贫乐道当作了人生信条。 《朱子家训》有云：“君之所贵者，仁也。臣之所贵者，忠也。父之所贵者，慈也。子之所贵者，孝也。兄之所贵者，友也。弟之所贵者，恭也……”朱熹把儒学精华和自身的教育思想融入到家规家训之中，表达深刻的修身齐家治国之道，不仅对子孙后裔影响深远，而且其境界已经超过一般的家庭教育范畴，成为了修身处世都可遵循的道德规范。 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·论语章句》云：“责己厚，故身益修；责人薄，故人易从。”对自己严格要求，对他人不吹毛求疵，那么自己的德行就长进了，他人也就愿意和你交往。事无巨细，严于律己，足见朱熹的修养观和价值观。 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出自《礼记·大学》。《大学》是朱熹竭力推崇的“四书”之一，体现了儒家的入世观，除了修身、齐家，更要积极入世，治国、平天下。 朱熹在《朱子家训》中说：“见不义之财勿取，遇合理之事则从。”他提倡“重义轻利”“尚义后利”，并将这样的义利观运用到国家治理上，指出：“民富，则君不至独贫；民贫，则君不能独富。”义利虽对立，但不是绝对排斥，对义的价值追求，也包含着功业等结果。 朱熹一生为官时间虽不长，但始终想方设法为百姓办实事。无论治家，还是治国，都始终坚持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。 位于武夷山市五夫镇凤凰巷的“朱子社仓”，历经几百年的风风雨雨，依然保存完好。这是朱熹为赈济灾民而创建的，目的是在青黄不接或荒灾之年赈放粮米，进行社会救济。 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视察粮仓时，在粮仓墙壁上写下《题米仓壁》：“度量无私本至公，寸心贪得意何穷。若教老子庄周见，剖斗除衡付一空。”大意是度量的尺斗本是公平的，如果起了私心贪念就会蔓延发展。这样的事倘若让老子、庄周看见了，那就只能把秤斗劈废了才能保持人心的纯净。 朱熹重义轻利，奉行“非道弗取”的生活理念。朱熹十四岁丧父，父亲在临终前将他托孤给崇安好友刘子翚兄弟，刘子翚考虑到朱熹母子生活困难，就在歇马庄买了200亩田，赠送给朱熹。刘子翚逝世后，朱熹又把歇马庄的田地、财产交还给刘子翚的儿子。刘氏兄弟与朱熹亲同手足，难以推辞，才将田产转捐给了五夫的南峰寺。 纵观朱熹的一生，不管在任或辞官退隐，总是心甘情愿固守清贫。退隐后，他另辟蹊径，集中精力著书育人，力图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，实现对文化和心灵的塑造。 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我们追寻古圣先贤的儒学精华，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从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”做起，完善自我修养，提升道德情操。
